廣東漸成“機器換人”大省的背后，首要原因是勞動力緊缺。

東莞一度曾遭遇“招工難”困擾。世界機器人大會秘書長徐曉蘭指出，一方面，中國每年有大量大學生面臨就業壓力，而他們不愿意去做工人；另一方面，過去幾年里農民工待遇大幅上漲，大大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然而農民工的勞動素質和職業能力卻并未同比例提升，他們的職業技能也無法適應產業升級、新技術發展的要求。

2015年前三季度，廣東省兩萬家被定點監測企業的平均員工缺口達38人。東莞市經濟和信息化局調研員梁經昌曾對媒體表示，該市在實施“機器換人”后，企業招工難的現象得到極大緩解。

其次，成本上升也倒逼“機器換人”。數據顯示，2008年前的30多年，珠三角工人月薪標準僅漲100多元，但隨后7年，廣東一類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從860元漲至1895元，增長1.2倍，制鞋、家具等行業甚至翻番。

佛山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副局長張慶云向媒體介紹，一個普通產業工人平均一個月3500元人工成本，引進機器人后，一個機器人平均可以代替8個產業工人，一年可以為企業節約30萬元的人力成本。

此外，工業機器人的柔性生產技術可以幫助制造業提高生產靈活性，縮短產品生產周期，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中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而智能制造中物料浪費的減少、能耗和廢品率的降低不僅能夠幫助企業實現更高效益，也有助于緩解日益嚴峻的環境和資源壓力。

在 格力電器的珠海工廠中，機器人已被用于搬運、碼垛、數控機床上下料、鈑金沖壓等自動化生產線，幫助車間提升30%的生產效率。在汽車制造行業，長安福特使 用最新的柔性車身總拼定位系統，多達6種車型的車身可以共用同一條生產線完成制造，多種車型生產的快速切換只需18秒。

徐曉蘭概括道，在中國一些沿海地區，人口紅利下降、人力成本上升、人才結構矛盾等問題正在倒逼國內制造企業以機器換人；另一方面，隨著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原來的農民工可能難以承接新的工作，企業也招錄不到所需勞動力，也只能進行“機器換人”。

對于“機器換人”會帶來失業潮的擔憂，徐曉蘭認為，一方面，機器人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機器人廣泛應用的人機交互技術是工人與機器協同生產；另一方面，機器人催生的新產業生態可吸納大量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崗位。

徐曉蘭表示，“機器換人”興起，其本身就是人口紅利消逝的“果”，自然不能把前者歸咎為失業之“因”。她說，對失業擔憂的背后，實際上是產業轉型升級中出現的人力結構與崗位需求之間的矛盾。

產業轉型升級會伴隨部分人員的結構性失業。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理事長曲道奎也表示，中國企業的傳統優勢是低成本、勞動密集，而“機器換人”需要最多的是科技、人才、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業。隨著中國傳統產業競爭優勢逐漸不復存在，產業轉型升級將伴隨著人員的重新配置。

中國社科院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同樣指出，在“機器換人”的大背景下，農民工等群體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就業結構特征決定了他們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可能不可避免地遭受沖擊，甚至會出現比較嚴峻的失業風險。

 工業機器人行業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發展。ABB集團中國總裁顧純元從參加“機器換人”進程的經驗中總結道，對許多制造類的企業而言，就是把機器人白送給他們，他們都不會要。

顧純元分析其原因是，因為有的制造類企業不會很好地使用機器人。工業機器人本身是比較專業的產品，無論研發還是應用，都需要懂制造工藝，懂機器人編程、安全、機械等，壞了還要會簡單的維修。

顧純元認為，隨著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的高速發展，人才問題日益突顯，工業機器人供應商、集成商和終端用戶都處在求賢若渴的狀態。“機器換人”不是不需要人了，現在缺的是能制造機器人、操作機器人的技術型的人才。

人才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政府、行業和企業的長期共同努力。徐曉蘭建議，應對“機器換人”，當前急需提高員工的職業技能與素質，讓機器代替下來的員工再次走入課堂，教給他們操作機器的技能，從而重新就業；另一方面，中國也急需培養一批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專業技術工人。

人社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所長莫榮則建議，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他說，在工業領域，正常的人才結構是1個科學家、10個工程師、100個技能人才，科學家和工程師可以引進，而各國都沒有大規模引進技能人才的先例。因此，必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如果沒有大量的技能人才，實現轉型升級、提質增效是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