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卡脖子”的關鍵，陳學東院士講清了！
2020-12-04 來源： 評論：0摘要：制造業是我國“卡脖子”的重災區，“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工業基礎能力是制造業綜合實力和國家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卡脖子”的報道觸動我們的神經，此前先進制造業公眾號也發布過我國“卡脖子”的35個關鍵領域。制造業是我國“卡脖子”的重災區，“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工業基礎能力是制造業綜合實力和國家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11月17日，2020第八屆先進制造業大會在上海嘉定隆重召開，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總工程師陳學東出席大會并作了題為《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工業強基工程》的主旨演講，介紹了工業基礎的定義和內涵、我國工業基礎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借鑒發達國家工業強基經驗，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促進工業強基工程的若干建議。
以下內容如根據陳學東院士在大會上的演講整理而成，未經本人審核。
我國制造業現狀
當前我國雖已成為制造大國，但大而不強，在自主創新能力、工業基礎、資源利用效率、信息化等方面差距明顯，整體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環節。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原創性、顛覆性、變革性技術成果不多
2、工業基礎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3、資源能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問題突出，單位GDP能耗是發達國家2.6倍
4、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生產方式和工藝流程的水平亟待提升
工業強基是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必由之路，工業基礎能力是決定我國制造強國建設成敗的關鍵。工業基礎主要包括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工業軟件和重要產業技術基礎。工業基礎能力直接決定著產品的性能、質量和可靠性，是制造業綜合實力和國家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推進工業強基工程，提升工業基礎能力，對促進制造業提質增效升級、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針對工業基礎能力提升問題，總書記在2019年8月26日中央財經委第五次會議上指出，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以夯實產業基礎能力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為目標，以企業和企業家為主體，以政策協同為保障，堅持應用牽引、問題導向，堅持政府引導和市場機制相結合，堅持獨立自主和開放合作相促進，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攻堅戰。
我國工業基礎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工業基礎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體現在基礎材料/零部件形成一定產業規模、電子元件等一批骨干企業嶄露頭角、部分領域區域集聚效應日益顯現、關鍵技術突破能力有所增強、產業技術基礎體系正在建立。
工業基礎薄弱是走向制造強國的主要瓶頸。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自主創新能力弱，研發投入少，科技創新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低。國際上普遍認可的創新型國家主要指標包括：企業研發投入要大于2%，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貢獻率要大于70%，技術對外依存度小于30%。我們2019年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為2.19%，科技創新對經濟貢獻是59.5%，對外依存度是40%-60%。
2、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工業軟件尚不能完全自主可控。比如，大型盾構機刀盤主軸承、齒輪箱密封直徑超大、工況復雜。主軸承合金元素、雜質含量控制、鍛件滾子熱處理技術，超大直徑密封結構設計、制造及表面處理技術等尚未解決。工業機器人用控制器、減速機、專用伺服電機國外企業在中國伺服市場份額約80%, 其中日本約40%。
3、缺乏工業基礎核心技術，產品壽命短、可靠性差，短板問題較為突出。比如我們渦噴、渦扇發動機軸承壽命僅為國際先進水平的1/10；模具產品壽命較國外低30～50%，精沖模壽命只有國外的1/3；通用零部件產品壽命一般為國外同類產品壽命的30～60%。
4、基礎工藝薄弱、質量基礎不完善，阻礙產業邁向中高端。比如同樣型號的高端數控裝備，由于工藝穩定性、可靠性差等原因，航空、汽車等行業仍愿花3倍價格從國外進口。現有質量技術基礎不能滿足工業發展需要，直接影響我國制造業的整體質量水平和國際競爭力。
工業基礎薄弱的主要原因
1、缺少頂層設計，工業基礎研究重視不足，產業鏈發展不協調，整機、系統、成套設備與工業基礎發展相脫節。
在工業化前期階段，選擇了依靠整機組裝、生產為主的發展路徑，導致政府和市場“重顯輕潛”“重主機、輕配套”，沒有重視工業基礎。
進入WTO之后，部分機械零部件、電子元器件關稅降低，甚至零關稅。政府對進口重要原材料和關鍵零部件給予補貼，國外企業迅速占領市場，我國本土企業競爭處于劣勢，缺乏市場應用機會。
2、產業共性技術研究不夠、科技與經濟融合不足。全世界技術領域的創新活動一般都遵循基礎研究發明、轉化應用研究、進入市場三個階段。一旦中間階段被弱化，就會出現“死亡之谷”，基礎研究成果就會“胎死腹中”，科技經濟“兩張皮”現象就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避免“死亡之谷”，改革開放以前采用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分工協作（以政府主導）。改革開放后前蘇聯模式被破除，借鑒美日大企業自行研發模式。改革開放早期，企業引進消化吸收國外技術，暫時彌補“死亡之谷”，伴隨經濟發展，國際市場競爭加劇，暴露出很多基礎“短板”“弱項”。
3、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尚未成為技術創新主體。我們國家的企業為什么不能像美國那樣成為制造業創新主體呢？一個是工業基礎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和骨干企業數量少，生產研發弱勢企業多，低端重復建設嚴重。如：軸承行業，哈軸、瓦軸、洛軸三家大型骨干企業的產值總和不到國外一家著名公司的50%。傳感器企業有1600多余家，但大多數為小微企業，盈利能力不強，缺乏引領技術的龍頭企業。另一個是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還存在很多主要障礙。包括技術創新能力先天不足，技術創新動力后天失調，考核評價體系存在弊端、制約技術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存在欠缺，企業技術人員待遇偏低、難以聚集高層次人才等因素。
4、高校對科技經濟融合、產業共性技術研究支撐不足。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沒有區別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評價標準一刀切；重數量，輕質量，對成果轉化關注不夠，導致成果轉化率偏低；重短期、輕長遠，短期頻繁考核，難以產出高水平成果；重個人、輕團隊，短期頻繁考核，難以產出高水平成果。
工業發達國家經驗借鑒
下面介紹一下發達國家強化工業基礎的經驗借鑒。
1、重視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大力發展工業強基戰略。德國和日本是兩個制造業發展比較好的國家，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德國制定嚴格的本地產品標準、法規，形成技術壁壘排斥外來競爭者，阻擋外國企業對德國工業基礎的侵蝕。日本在工業基礎發展中，特殊時期制定“臨時法律法規”，加強產業向基礎領域傾斜，同時強調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長期有效性，持續保持工業基礎的發展計劃。
2、重視科研與產業緊密結合，建立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加強行業共性技術供給，確保工業基礎可持續發展。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均建立定位清晰的技術創新體系，成立相對獨立的共性技術機構負責組織和實施共性技術的研發。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
德國弗朗霍夫研究院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院(AIST)
中國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韓國生產技術研究院(KIST)
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NRC)
當然了，各個國家不一樣，技術研究所有的是國家投資，有的是政府出資一部分。德國的模式是介于前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之間，是計劃+市場運行模式，重視科技界與產業界緊密結合和行業共性技術供給，我認為非常好，這個模式對中國比較有借鑒意義。德國弗朗霍夫研究院由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各出資1/3，與企業、高校建立靈活高效協作機制，專注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研發，有效強補創新鏈上的“死亡之谷”。
3、重視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德國政府、金融機構、行業協會合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如德國政府每年大約投入500億歐元用于應用研究，其中2/3資金用于中小企業。政府還支持弗朗霍夫研究院等研究機構向中小企業免費開放人才培訓、信息服務、工業4.0工具箱等服務。
4、重視多學科交叉融合、協同攻關。工業基礎涵蓋材料、機械、電子、控制、傳感器等領域，涉及主機和基礎件制造商、高校與科研院所等，只有打破專業壁壘，才能形成合力。比如歐盟第六框架下的一個高壓液壓元件項目由20余個單位承擔，其中液壓元件制造商牽頭，包括了熱處理、鑄造、鍛造、焊接、密封、整機應用企業以及2所高校組成，研究成果相當深入，支撐了其產品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
5、重視生產工藝的創新。德國和日本企業將生產工藝創新看作工業領域的主要創新活動，在創新過程中充分運用新科技產業革命中的先進技術，與體制創新、管理創新和產品創新相互融合，提高創新系統的協同性，提升工業創新效率，推動工業經濟迅速發展。德國企業十分重視工藝創新，對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研究經費的比例為4∶1，日本企業用于工藝創新的研究經費占研發經費的64% ，約為產品創新的1.8 倍。
6、建立全面系統的職業教育體系。德國保持工業基礎優勢的關鍵因素是重視提高從業人員素質，建立以發展應用技術為主的高等職業教育、以職業技術能力為主的中等技術教育的教育體系。德國法律規定，職業教育必須是學校與企業聯合辦學，學生70%在企業接受職業技能培訓，30%在學校接受與職業相關專業知識培訓。雙向制教育為德國產業升級輸送了大量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質勞動力，為“德國制造” 保證了品質。
7、重視整機企業與零部件、基礎材料、先進工藝研發生產企業穩定的供需關系。歐美整機與零部件企業正從純粹商業關系向穩定轉包模式轉變，減少零部件供應企業的數量，在保持競爭的同時，通過戰略聯盟、相互持股等方式保持定向合作。日韓汽車整車企業和零部件企業建立了以產權為紐帶的體系內穩定供應模式。比如日本整機企業選擇各自的供應商，形成相對獨立的供應體系，積極參與零部件企業的發展，并通過參股或投資等方式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零部件企業進入汽車廠商的供應網絡后，就可以得到長期穩定的訂貨，一旦形成供給關系，就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
增強企業創新能力 促進工業強基工程若干建議
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工業強基工程，需從創新政策環境、研發機構建設、優秀人才培養三個方面協同發力。
一、營造重視工業基礎的政策環境
1、加強頂層設計，采取分類施策原則，形成可持續推進機制。首先要加強頂層設計，制定推進計劃和路線圖。其次采取分類施策，對卡脖子問題要依靠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集中突破短板工程，解決10%的問題；推進工業強基工程，解決20%的問題；實施隱形冠軍培育工程，解決70%的問題。
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和體制優勢，圍繞“卡脖子”問題，力爭3~5年取得突破。再就是加大力度實施工業化基礎再造，由點及線、由線及面、點面結合提升產業鏈水平，爭取5~10年時間補齊短板。實施隱形冠軍培育工程，爭取用10~15年左右時間，培育一批具有獨特專長的中小企業，使產業邁向中高端。
2、進一步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話語權。發揮國有企業在攻克產業基礎“卡脖子”和短板的中堅作用。吸納更多企業專家參加創新規劃、科研項目、平臺的謀劃和成果評審。建立常態化的對話咨詢制度，發揮企業家在國家創新決策中的重要作用。
3、健全經營業績考核制度，提高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積極性。加大技術創新權重，對研發投入和產出分類考核，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同時形成市場倒逼機制，推動企業創新。
4、加大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和專業化發展的支持力度。重大科研、工程、政府采購項目，增大中小企業參與比例；加強同民營企業在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上的深度合作；引導民營企業突出主業，專注細分市場，掌握獨門絕技。
5、正確把握科技人員流動的合理性，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善相關法律和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機制，健全知識產權侵權查處機制，完善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制度。
6、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制定鼓勵主機企業采用首批國產關鍵零部件的優惠政策，建立稅收優惠目錄。降低“五基”企業增值稅稅率、提高“五基”企業出口退稅優惠力度。加大政府采購支持力度。解決國產化產品不愿用、不敢用問題，構建國產首臺套產品大規模市場應用的生態系統。適時調整政府采購目錄，在相同性能指標情況下，通過政府采購途徑購買國內產品。建立使用國產基礎產品的保險及風險補償機制，采用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等方式，給予使用者一定的補貼和信用擔保，解除使用國產基礎產品的風險。
二、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建立健全共性技術研發機構
1、充分發揮科研院所作用，組建綜合性國家工業技術研究院。為行業企業提供關鍵共性技術，促進科技經濟深度融合。
2、依托大型企業集團，組建重大技術裝備創新研究院。解決重大裝備短板、卡脖子問題。重大裝備是國之重器，技術難度大、成套性強，事關國家安全。
3、組建國家重大裝備制造產業基礎研究院，使之成為工業基礎領域關鍵、核心、共性技術的重要供給者。充分發揮轉制院所產業基礎共性技術供給、行業引領帶動的功能，聚焦重大裝備產業基礎薄弱環節和關鍵核心問題，圍繞“工業五基”補短板、強長項，為裝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技術支撐。
4、發揮高校在戰略聯盟中的作用，支撐企業開展技術創新。高校不僅要在科學探索中有所貢獻，還要結合企業需求做應用技術創新
三、大力培養優秀企業家、工程師和高技能人才
1、培養富有創新精神、冒險精神、科學頭腦和國際化視野的優秀企業家。鼓勵企業家與科學家深度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支持體制內科研人員與企業人才的雙向、自由流動。
2、培養具有科學家素養的工程師和工程師修養的研究員。
3、“工學結合”培養高技能人才。 加強引導宣傳教育，形成尊重勞動、崇尚勞動的社會風氣；健全激勵保障制度，加大表彰力度，提高技能型人才社會地位；加快推進校企聯合現代學徒制教育，允許學生到企業做2~3年學徒，國家給予補貼；鼓勵企業興辦職業技術教育，政府要給予學生經費支持，體現公平；建立終生教育培訓機制，提供進修深造機會，不斷提高員工職業技能。
4、自覺踐行、大力弘揚新時代科學家精神。201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引發《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
總結
工業基礎薄弱是我國加快制造強國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問題。
——需要政府主導、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封鎖
——需要政府市場相結合、著力推進工業強基工程
——需要發揮市場化機制、實施隱形冠軍培育工程
工業強基工程是長期性的，具有技術攻關難、工程化突破難、市場應用難等特點，必須通過機制創新
——構建市場和政府的有效銜接機制
——構建當前急需與長遠發展的兼顧機制
——構建國防和民用的融合發展機制
通過良性、可持續、體系化的推進，實現工業基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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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制造業現狀
當前我國雖已成為制造大國，但大而不強，在自主創新能力、工業基礎、資源利用效率、信息化等方面差距明顯，整體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環節。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原創性、顛覆性、變革性技術成果不多
2、工業基礎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3、資源能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問題突出，單位GDP能耗是發達國家2.6倍
4、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生產方式和工藝流程的水平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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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工業基礎能力提升問題，總書記在2019年8月26日中央財經委第五次會議上指出，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以夯實產業基礎能力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為目標，以企業和企業家為主體，以政策協同為保障，堅持應用牽引、問題導向，堅持政府引導和市場機制相結合，堅持獨立自主和開放合作相促進，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攻堅戰。
我國工業基礎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工業基礎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體現在基礎材料/零部件形成一定產業規模、電子元件等一批骨干企業嶄露頭角、部分領域區域集聚效應日益顯現、關鍵技術突破能力有所增強、產業技術基礎體系正在建立。
工業基礎薄弱是走向制造強國的主要瓶頸。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自主創新能力弱，研發投入少，科技創新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低。國際上普遍認可的創新型國家主要指標包括：企業研發投入要大于2%，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貢獻率要大于70%，技術對外依存度小于30%。我們2019年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為2.19%，科技創新對經濟貢獻是59.5%，對外依存度是40%-60%。
2、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工業軟件尚不能完全自主可控。比如，大型盾構機刀盤主軸承、齒輪箱密封直徑超大、工況復雜。主軸承合金元素、雜質含量控制、鍛件滾子熱處理技術，超大直徑密封結構設計、制造及表面處理技術等尚未解決。工業機器人用控制器、減速機、專用伺服電機國外企業在中國伺服市場份額約80%, 其中日本約40%。
3、缺乏工業基礎核心技術，產品壽命短、可靠性差，短板問題較為突出。比如我們渦噴、渦扇發動機軸承壽命僅為國際先進水平的1/10；模具產品壽命較國外低30～50%，精沖模壽命只有國外的1/3；通用零部件產品壽命一般為國外同類產品壽命的30～60%。
4、基礎工藝薄弱、質量基礎不完善，阻礙產業邁向中高端。比如同樣型號的高端數控裝備，由于工藝穩定性、可靠性差等原因，航空、汽車等行業仍愿花3倍價格從國外進口。現有質量技術基礎不能滿足工業發展需要，直接影響我國制造業的整體質量水平和國際競爭力。
工業基礎薄弱的主要原因
1、缺少頂層設計，工業基礎研究重視不足，產業鏈發展不協調，整機、系統、成套設備與工業基礎發展相脫節。
在工業化前期階段，選擇了依靠整機組裝、生產為主的發展路徑，導致政府和市場“重顯輕潛”“重主機、輕配套”，沒有重視工業基礎。
進入WTO之后，部分機械零部件、電子元器件關稅降低，甚至零關稅。政府對進口重要原材料和關鍵零部件給予補貼，國外企業迅速占領市場，我國本土企業競爭處于劣勢，缺乏市場應用機會。
2、產業共性技術研究不夠、科技與經濟融合不足。全世界技術領域的創新活動一般都遵循基礎研究發明、轉化應用研究、進入市場三個階段。一旦中間階段被弱化，就會出現“死亡之谷”，基礎研究成果就會“胎死腹中”，科技經濟“兩張皮”現象就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避免“死亡之谷”，改革開放以前采用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分工協作（以政府主導）。改革開放后前蘇聯模式被破除，借鑒美日大企業自行研發模式。改革開放早期，企業引進消化吸收國外技術，暫時彌補“死亡之谷”，伴隨經濟發展，國際市場競爭加劇，暴露出很多基礎“短板”“弱項”。
3、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尚未成為技術創新主體。我們國家的企業為什么不能像美國那樣成為制造業創新主體呢？一個是工業基礎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和骨干企業數量少，生產研發弱勢企業多，低端重復建設嚴重。如：軸承行業，哈軸、瓦軸、洛軸三家大型骨干企業的產值總和不到國外一家著名公司的50%。傳感器企業有1600多余家，但大多數為小微企業，盈利能力不強，缺乏引領技術的龍頭企業。另一個是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還存在很多主要障礙。包括技術創新能力先天不足，技術創新動力后天失調，考核評價體系存在弊端、制約技術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存在欠缺，企業技術人員待遇偏低、難以聚集高層次人才等因素。
4、高校對科技經濟融合、產業共性技術研究支撐不足。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沒有區別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評價標準一刀切；重數量，輕質量，對成果轉化關注不夠，導致成果轉化率偏低；重短期、輕長遠，短期頻繁考核，難以產出高水平成果；重個人、輕團隊，短期頻繁考核，難以產出高水平成果。
工業發達國家經驗借鑒
下面介紹一下發達國家強化工業基礎的經驗借鑒。
1、重視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大力發展工業強基戰略。德國和日本是兩個制造業發展比較好的國家，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德國制定嚴格的本地產品標準、法規，形成技術壁壘排斥外來競爭者，阻擋外國企業對德國工業基礎的侵蝕。日本在工業基礎發展中，特殊時期制定“臨時法律法規”，加強產業向基礎領域傾斜，同時強調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長期有效性，持續保持工業基礎的發展計劃。
2、重視科研與產業緊密結合，建立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加強行業共性技術供給，確保工業基礎可持續發展。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均建立定位清晰的技術創新體系，成立相對獨立的共性技術機構負責組織和實施共性技術的研發。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
德國弗朗霍夫研究院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院(AIST)
中國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韓國生產技術研究院(KIST)
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NRC)
當然了，各個國家不一樣，技術研究所有的是國家投資，有的是政府出資一部分。德國的模式是介于前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之間，是計劃+市場運行模式，重視科技界與產業界緊密結合和行業共性技術供給，我認為非常好，這個模式對中國比較有借鑒意義。德國弗朗霍夫研究院由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各出資1/3，與企業、高校建立靈活高效協作機制，專注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研發，有效強補創新鏈上的“死亡之谷”。
3、重視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德國政府、金融機構、行業協會合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如德國政府每年大約投入500億歐元用于應用研究，其中2/3資金用于中小企業。政府還支持弗朗霍夫研究院等研究機構向中小企業免費開放人才培訓、信息服務、工業4.0工具箱等服務。
4、重視多學科交叉融合、協同攻關。工業基礎涵蓋材料、機械、電子、控制、傳感器等領域，涉及主機和基礎件制造商、高校與科研院所等，只有打破專業壁壘，才能形成合力。比如歐盟第六框架下的一個高壓液壓元件項目由20余個單位承擔，其中液壓元件制造商牽頭，包括了熱處理、鑄造、鍛造、焊接、密封、整機應用企業以及2所高校組成，研究成果相當深入，支撐了其產品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
5、重視生產工藝的創新。德國和日本企業將生產工藝創新看作工業領域的主要創新活動，在創新過程中充分運用新科技產業革命中的先進技術，與體制創新、管理創新和產品創新相互融合，提高創新系統的協同性，提升工業創新效率，推動工業經濟迅速發展。德國企業十分重視工藝創新，對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研究經費的比例為4∶1，日本企業用于工藝創新的研究經費占研發經費的64% ，約為產品創新的1.8 倍。
6、建立全面系統的職業教育體系。德國保持工業基礎優勢的關鍵因素是重視提高從業人員素質，建立以發展應用技術為主的高等職業教育、以職業技術能力為主的中等技術教育的教育體系。德國法律規定，職業教育必須是學校與企業聯合辦學，學生70%在企業接受職業技能培訓，30%在學校接受與職業相關專業知識培訓。雙向制教育為德國產業升級輸送了大量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質勞動力，為“德國制造” 保證了品質。
7、重視整機企業與零部件、基礎材料、先進工藝研發生產企業穩定的供需關系。歐美整機與零部件企業正從純粹商業關系向穩定轉包模式轉變，減少零部件供應企業的數量，在保持競爭的同時，通過戰略聯盟、相互持股等方式保持定向合作。日韓汽車整車企業和零部件企業建立了以產權為紐帶的體系內穩定供應模式。比如日本整機企業選擇各自的供應商，形成相對獨立的供應體系，積極參與零部件企業的發展，并通過參股或投資等方式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零部件企業進入汽車廠商的供應網絡后，就可以得到長期穩定的訂貨，一旦形成供給關系，就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
增強企業創新能力 促進工業強基工程若干建議
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工業強基工程，需從創新政策環境、研發機構建設、優秀人才培養三個方面協同發力。
一、營造重視工業基礎的政策環境
1、加強頂層設計，采取分類施策原則，形成可持續推進機制。首先要加強頂層設計，制定推進計劃和路線圖。其次采取分類施策，對卡脖子問題要依靠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集中突破短板工程，解決10%的問題；推進工業強基工程，解決20%的問題；實施隱形冠軍培育工程，解決70%的問題。
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和體制優勢，圍繞“卡脖子”問題，力爭3~5年取得突破。再就是加大力度實施工業化基礎再造，由點及線、由線及面、點面結合提升產業鏈水平，爭取5~10年時間補齊短板。實施隱形冠軍培育工程，爭取用10~15年左右時間，培育一批具有獨特專長的中小企業，使產業邁向中高端。
2、進一步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話語權。發揮國有企業在攻克產業基礎“卡脖子”和短板的中堅作用。吸納更多企業專家參加創新規劃、科研項目、平臺的謀劃和成果評審。建立常態化的對話咨詢制度，發揮企業家在國家創新決策中的重要作用。
3、健全經營業績考核制度，提高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積極性。加大技術創新權重，對研發投入和產出分類考核，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同時形成市場倒逼機制，推動企業創新。
4、加大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和專業化發展的支持力度。重大科研、工程、政府采購項目，增大中小企業參與比例；加強同民營企業在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上的深度合作；引導民營企業突出主業，專注細分市場，掌握獨門絕技。
5、正確把握科技人員流動的合理性，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善相關法律和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機制，健全知識產權侵權查處機制，完善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制度。
6、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制定鼓勵主機企業采用首批國產關鍵零部件的優惠政策，建立稅收優惠目錄。降低“五基”企業增值稅稅率、提高“五基”企業出口退稅優惠力度。加大政府采購支持力度。解決國產化產品不愿用、不敢用問題，構建國產首臺套產品大規模市場應用的生態系統。適時調整政府采購目錄，在相同性能指標情況下，通過政府采購途徑購買國內產品。建立使用國產基礎產品的保險及風險補償機制，采用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等方式，給予使用者一定的補貼和信用擔保，解除使用國產基礎產品的風險。
二、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建立健全共性技術研發機構
1、充分發揮科研院所作用，組建綜合性國家工業技術研究院。為行業企業提供關鍵共性技術，促進科技經濟深度融合。
2、依托大型企業集團，組建重大技術裝備創新研究院。解決重大裝備短板、卡脖子問題。重大裝備是國之重器，技術難度大、成套性強，事關國家安全。
3、組建國家重大裝備制造產業基礎研究院，使之成為工業基礎領域關鍵、核心、共性技術的重要供給者。充分發揮轉制院所產業基礎共性技術供給、行業引領帶動的功能，聚焦重大裝備產業基礎薄弱環節和關鍵核心問題，圍繞“工業五基”補短板、強長項，為裝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技術支撐。
4、發揮高校在戰略聯盟中的作用，支撐企業開展技術創新。高校不僅要在科學探索中有所貢獻，還要結合企業需求做應用技術創新
三、大力培養優秀企業家、工程師和高技能人才
1、培養富有創新精神、冒險精神、科學頭腦和國際化視野的優秀企業家。鼓勵企業家與科學家深度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支持體制內科研人員與企業人才的雙向、自由流動。
2、培養具有科學家素養的工程師和工程師修養的研究員。
3、“工學結合”培養高技能人才。 加強引導宣傳教育，形成尊重勞動、崇尚勞動的社會風氣；健全激勵保障制度，加大表彰力度，提高技能型人才社會地位；加快推進校企聯合現代學徒制教育，允許學生到企業做2~3年學徒，國家給予補貼；鼓勵企業興辦職業技術教育，政府要給予學生經費支持，體現公平；建立終生教育培訓機制，提供進修深造機會，不斷提高員工職業技能。
4、自覺踐行、大力弘揚新時代科學家精神。201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引發《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
總結
工業基礎薄弱是我國加快制造強國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問題。
——需要政府主導、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封鎖
——需要政府市場相結合、著力推進工業強基工程
——需要發揮市場化機制、實施隱形冠軍培育工程
工業強基工程是長期性的，具有技術攻關難、工程化突破難、市場應用難等特點，必須通過機制創新
——構建市場和政府的有效銜接機制
——構建當前急需與長遠發展的兼顧機制
——構建國防和民用的融合發展機制
通過良性、可持續、體系化的推進，實現工業基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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