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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不會活于幻想,將長期活在實體清單中!

2021-04-16   來源:   評論:0
摘要:徐直軍表示,2021年對華為而言是繼續充滿挑戰的一年,也是未來發展戰略逐步清晰的開始。
  困難從來都是更大勝利的前奏,挑戰更是堅強隊伍的磨刀石,我們在極端困難情況下,要英勇奮斗,我們不能像一只病貓,等待著,幻想特赦。敢戰方有前途、善戰才能勝利。
  ——任正非
  4月12日,在第18屆華為分析師大會上,華為副董事長、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對華為現狀進行了解讀,并回答了分析師&媒體的提問,徐直軍表示,2021年對華為而言是繼續充滿挑戰的一年,也是未來發展戰略逐步清晰的開始。
  “2020年是華為最難的一年,力爭活下來,明年還能發財報”。
  2021年目標還是活下來,雖然過去兩年來華為的主要時間是應對美國不斷制裁,但是,今年會討論的主題是下一步如何走,到哪里去,如何活得更好?
  “我們力爭軟件能力五年周期內提升一個臺階,以減少芯片空缺影響。”
  2021年,華為依然面對挑戰,包括美國對華為的制裁、疫情反復、地緣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性,對華為而言,產業的韌性是優先的指導原則,而華為去年開始一直在優化產業組合。
  過去兩年,美國對華為進行了三次制裁,對華為的傷害是很大的,傷害會持續顯現,制裁對全球產業鏈的傷害更大,歐洲、日本等都在加大對半導體的投資,歐洲明確強調,投巨資實現半導體自主。
  徐直軍強調,華為已做好“持久戰”的準備。華為或許將長期活在美國實體清單中,要讓整個半導體產業回歸正常商業秩序,就要重建全球信任、恢復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合作。
  “華為不能在幻想下制定戰略,如果是這樣的話,華為就死了。” 徐直軍說。
  徐直軍答分析師&媒體問紀要
  1 、《南華早報》:目前看到很多企業布局智能汽車領域,在這種情況下,華為不造車,這個策略會堅持不改變嗎?汽車行業本身的回本周期相對長,華為的這一策略是為了縮短變現的壓力和芯片短缺的壓力,才做的這個決定嗎?能否分享更多智慧汽車領域的發展計劃及背后的原因?
  徐直軍:這個問題我多次被問到。我在北京汽車展和在上海汽車展上,在跟汽車界媒體朋友們的溝通過程中,已經詳細解釋過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我也很理解大家的心聲,大家覺得華為就應該造車。華為有品牌和技術能力,應該造車,為什么不跟大家一樣造車呢,小米等企業都在造車。但是我告訴大家,華為做這個決策是經過了多年的討論以后慎重決策的。華為從2012年開始進行車相關的研究,當時我們在2012實驗室下面成立了一個車聯網實驗室。那時候還沒有智能汽車的概念,還沒有自動駕駛的概念,只有電動汽車的概念。我們最早是想研究電動汽車所需要的技術。
  但隨著研究不斷地向前走,汽車行業不斷地發生變化,從原來簡單的電動汽車,要變成一個自動駕駛的車。從2012年到現在,整個面向未來的汽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技術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人工智能技術起來以后。原來只要做“三電”系統,后來發現我們要做個“駕駛員”,其實自動駕駛系統就是做一個駕駛員,來替代人開車。后來我們研究發現,華為具備的所有技術和能力,在車上應用的面越來越多、越來越廣。我們認為,ICT的能力對于未來自動駕駛、電動汽車所需要的各種技術和部件越來越有價值。
  從2012年到現在,我也跟中國所有汽車品牌的董事長、總裁,以及德國、日本的汽車企業高層都進行了溝通,發現產業界更需要華為的,不是華為這個品牌,而是華為的ICT能力,來幫助他們造面向未來的車。所以2018年,我們管理團隊在三亞開會,做了一個決策:明確華為不造車,幫助車企造好車。這個決策到現在為止一直沒有改變。
  當然,我們作為一個ICT行業的企業,跟汽車業打交道,也希望開創一些新的商業模式。所以我們會選擇一些伙伴進行深度合作,然后我們用“華為inside”的方式支持車企打造其子品牌,賦能一些車企,真正把面向未來的車做出來。我們現在選了三個伙伴,支持它們打造各自的子品牌。有一個大家可能已經知道,就是我們支持北汽新能源打造的ARCFOX品牌,很快會推出一系列的車面向市場。ARCFOX品牌的系列車會把華為所有的(ICT)能力和北汽的(整車)能力充分結合起來,給消費者不同的體驗。我們跟重慶的長安和廣汽也有類似的合作。這種合作我們會有所選擇,不會太多。
  我們為“華為inside”模式設計了一個品牌Logo叫“HI”,代表Huawei Inside。未來看到HI這個LOGO,就證明是華為跟這個伙伴一起打造的車。但不是所有華為提供部件的車都能夠標上HI的LOGO,只有用了我們自動駕駛解決方案的車,才可以標上HI的LOGO。
  2、《第一財經》:去年,小徐總您說最大的目標是活下來還能發財報,我們看到今年的財報還是實現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剛剛您也提到今年整個外圍的環境還是比較的復雜,今年我們新的挑戰或者目標是什么?
  徐直軍:今年的目標還是活下來。但今年我們希望有點時間來思考下一步的行動,看能不能活得好一點點。大家清楚我們2019、2020年都在花時間應對美國的三次制裁,所以還沒有太多時間思考未來是不是真正能夠活下來,并且能不能活得好一點。經過這么長時間的盤點和業務調整,發現活下來還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我們還是要爭取活得好一點點。所以我希望明年的年報發布會也能正常舉行,分析師大會也能正常舉行。當然每年都能舉行是最好的,我能見到大家、你們也能見到我。
  3、IDC: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第一是關于華為云,因為我們注意到,前不久華為云做了很頻繁的組織架構調整,最后從BG變成了以小徐總為董事長的Cloud BU,最終Cloud BU在華為組織架構里面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樣?相應的華為云的戰略的未來有什么樣的變化或者調整?
  第二是關于鯤鵬產業的問題。前不久,ARM剛剛發布了V9架構的指令集,并且說V9不受美國管理出口許可的管制,華為在ARM V9方面的授權現在到底是什么樣的,是不是完整的授權、永久授權?另外,相應的鯤鵬產業方面,我們芯片的設計、生產、代工未來的問題會怎么解決?請解釋一下。
  徐直軍:華為云的商業模式,是線上的業務,是訂閱的商業模式。所以華為云一直是端到端、相對閉環運作的一個獨立的BU。我們成立云與計算BG的時候,希望能夠把服務器、存儲跟華為云協同運作,但協同運作的時候又發現一些問題,反而消耗了我們云團隊的精力。所以我們現在又把服務器、存儲還回去,讓云BU集中精力發展云服務。
  我們強化華為云BU的定位,事實上是我們公司強化軟件投資的一個舉措。華為云更多的投資在軟件,有自己產業的規律,我們希望它更加獨立一點,放開手腳去發展,來提高軟件和服務在華為整個收入的占比。
  關于鯤鵬,它本身是一個ARM的生態,只是我們在中國取了一個名字而已。現在沒有人敢給我們代工芯片,至少我估計短期內沒法解決。但是,我們堅定不移要把鯤鵬生態發展起來,這個不動搖。一旦鯤鵬生態發展起來了,我相信會有其它企業設計出CPU來,只是強和弱的問題。這也給整個中國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
  關于ARM V9,其實不管是ARM的CEO也好、營銷副總裁也好,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它不受美國出口管控的限制,不受限制就意味著我們跟ARM可以開展正常的商業合作,想怎么合作就怎么合作。
  4、IHS Markit: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新車搭載了互聯技術,隨著自動駕駛等級的提升以及各家科技公司的加入,車上集成了越來越多豐富的應用和生態。在5G時代,汽車作為IoT設備的節點和萬物進行互聯,比如車和車的互聯、車和路、車和設備的互聯以及車和混合云端的互聯。第一個問題,請問華為認為5G技術以及未來的5.5G技術給智能汽車會帶來怎樣的變化?第二個問題,請分享一下華為智能汽車產品線最近的進展?
  徐直軍:其實5G對自動駕駛汽車到底有多少價值,是有不同的觀點的。做交通的人更多希望車路協同,來實現車的自動駕駛,充分發揮路跟車的協同。在這種情況下,5G也好、5.5G也好,它的價值要大一些。但是有一個問題,沒有5G或5.5G,這個車能不能實現自動駕駛?要不要實現自動駕駛?
  另外一派觀點是,車要實現自動駕駛,必須實現自主的自動駕駛,而不能依賴于別人。就像我們每一個正常的人一樣,你的所有的行為是你自主管理,不需要依賴別人,不像一個盲人要依賴一根拐杖那樣。如果一個車必須依賴于5G或5.5G,才能實現自動駕駛,那就慘了,如果一個5G基站斷了以后怎么辦?這對移動運營商的網絡要求就太高了,網絡要覆蓋到任何地方,還要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出問題,它必須有很強的韌性,這不現實。
  所以從這種角度來講,5G也好、5.5G也好,就不能是必須的。當然有5G會好一點,但更多的體現為一個輔助的能力。我一直認為,5G被政治化了,它的能力被夸大了。我有一次參加一個會,聽所有人講5G,講得熱火朝天,但我咋就聽不懂他們講的5G到底是哪個G呢。我們移動通信技術從1G到2G、3G、4G,它是每隔十年左右演進一代、升級一代。5G也就是在4G技術上再演進一代、升級一代,跟2G、3G演進一代沒有太多區別。當然,你說5G比4G一點好處沒有?那也不現實,畢竟是產業界花了十年的時間和巨大投資以后,把它打造出來的,當然比4G會好一點。但是像大家說的那么強的能力,說5G是一切一切的基礎,那也太夸大其詞了。
  智能汽車BU是我們重點投資的產業,它具有自己的銷售、交付等所有的組織能力,是我們公司除了消費者BG之外功能最完整的BU。我們今年在智能汽車部件的研發投資超過10億美金。中國現在年需求3000萬臺車,未來會更多,我們認為,即便只做中國市場,每年從每臺車上平均能夠獲取一萬人民幣的收入,也足夠了。當然,華為做任何一個產業都希望是一個全球產業,而不僅僅是局限在中國市場。
  現在我們做的每一個部件都已經推向市場,正在逐步獲得應用。在4月份的這次上海汽車展上,“華為inside”合作模式的車會在車輛密集的市區給大家提供自動駕駛的體驗。我們的團隊告訴我:他們是做得最好的,能夠做到在市區1000公里無干預的自動駕駛,這比特斯拉好多了,你們可以開完這個會就到上海去體驗。
  5、Guardian:兩個問題,第一,在美國的制裁之下,華為其實是面臨著包括芯片供給等一系列的供應的壓力,現在這個制裁短期之內是不會消失的,那華為是不是未來還是依賴在制裁之前準備的儲備?第二,拜登政府上臺之后,華為如何判斷美國的制裁以及未來美國和華為之間的關系?
  徐直軍:我想全世界所有的客戶、合作伙伴和關心華為的人都在為華為捏把汗:到底還有多少庫存。我們的年報發布會上已經明確表示了,我們滿足To B客戶的需求沒問題,但也不是永遠沒問題。
  應對這個問題,主要靠兩點,一個是利用這些庫存支持我們盡可能活更長的時間,為此,我們更加聚焦一些區域市場和客戶。第二,華為是一個全球半導體芯片和器件的采購大戶,我們原來在全球排名第三,僅次于蘋果和三星,我們有巨大的需求。同時,中國是個巨大的芯片市場,每年有近4000億美金的采購額,很多中國企業擔心會受到和華為類似的打壓,他們也有類似華為的需求。有這么大的需求的話,總會有企業愿意去投資,看能不能找到既能符合美國的管制規則,又能滿足華為和其它中國企業需求的辦法。我們希望全球的伙伴在一定的時候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我們的庫存消耗恰好和這個銜接上了,那我們的問題也就解決了。我相信這一天會到來!
  當然,拜登政府上來以后,我們也在關注,但我們對華為被移出實體清單不抱任何幻想,我們認為我們會長期在實體清單里面工作和生活。我們不能在假設和幻想下去制定公司的戰略,我們現在整體的戰略和具體的舉措都是圍繞華為長期在實體清單下能夠生存、發展來制定的。
  6、《雅加達環球》:現在在亞太地區很多國家都提出了數字化轉型的計劃。從華為的角度來看,如何看待亞太區域整個數字化轉型的未來發展?在這個過程之中,華為將會發揮怎樣的角色?
  徐直軍:亞太地區除了少數國家以外,在數字化上還是相對落后的。這次新冠疫情充分讓所有政府部門、消費者和企業看到了數字化的價值。
  華為的愿景就是把數字世界帶入到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所以我們公司的使命以及所有干的事情,都是希望幫助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
  我們在亞太已經耕耘了20多年,華為一直在努力推動亞太的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我相信,這對華為是個機會,也相信通過華為的努力,能夠加快亞太地區的數字化進程。我們能把先進的技術和數字化轉型的經驗帶入到亞太的每一個國家,以及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行業、企業和政府組織。
  7、ITR Research:在您的介紹中提到了5G和5.5G,我的問題是,您剛剛提到在2030年的一些愿景,但現在很多運營商、廠商已經在面向2030年談的是6G。那我想問一下華為在6G上的策略是怎樣的?
  徐直軍:我們認為6G應該在2030年左右會推向市場。但是現在6G是什么,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產業界希望在2030年左右能夠像4G、5G一樣,有一個東西貢獻給消費者和企業,所以現在我們主要是做兩方面的工作。第一、我們和產業界一起,去努力定義6G是什么。我們可能不久就要發布6G的白皮書,希望與消費者和各行各業探討,未來6G會是什么樣子。第二、我們圍繞愿景、6G的定義,在做一些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的研究,希望能實現我們共同定義的6G。
  也許我們想象力有限,或者全球所有的產業界想象力有限,發現無論如何也找不出6G應用的場景,那么也許6G就不需要了。如果你想象出來的場景和應用,5G或者5.5G都可以幫助實現,那么也就不需要6G了。
  所以可能要等待我們下一代人,他們比我們聰明,或者他們的消費需求不一樣、玩得不一樣,發現5G搞不定他們的需求,一定要有個6G,那可能就是6G的價值。以前,我和無線的團隊討論,我說我們從2G做到了5G,這一批人能不能別再做6G了。但是我們發現老是有人要來跟我們討論6G,我們就只能組織大家研究6G了。所以我和無線產品總裁說一定要去找一批年輕人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到了6G時代,我們這些人就要退休了,因為我們沒有想象空間了,想象不出來了,那時候,這批人成長起來,就可以接著想象、接著做。
  所以我總結一下我們對6G的看法:我們憧憬6G,但不一定有6G。但是我們還要為6G有可能的到來做準備、做研究、做投資。
  8、日本經濟新聞社:在美國的打壓下,華為怎么保持和日本企業的合作關系?2019年,華為向日企采購零部件的金額是1.1萬億日元,2020年的金額會是多少?今年呢?謝謝!
  徐直軍:華為跟日本企業的一切合作還是在正常狀態。我們的合作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我們給日本的運營商提供產品、提供解決方案,幫助運營商服務他的客戶。第二,我們參與日本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第三,我們跟日本的產業界共同面向未來,來打造產業、打造標準。
  我們2019年從日本的采購額是100億美金左右,2020年大概在80億美金左右,下降20%。所以日本企業是典型地受到了不公平貿易、非自由貿易的對待,因為日本企業要賣一顆芯片、一個器件給華為,都需要美國政府批準。這是典型的不公平,也是典型的阻礙自由貿易。而且受到影響的也不僅僅是日本企業。
  9、星展銀行:我的問題有關海思,在美國的打壓下,先進的制程沒辦法幫海思制造芯片。我想知道海思未來的營運模式大概是什么?
  徐直軍:首先,海思研發的任何芯片現在因為沒有地方能夠生產加工。第二,海思對于華為來講,它只是一個芯片的設計部門,并不是一個盈利的公司,所以我們對它本身沒有盈利的訴求。現在我們就是養著這支隊伍,繼續向前,只要我們養得起。當然,這支隊伍可以不斷地做一些研究、技術的開發、技術的積累,為未來做一些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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